号称过去30年来最重要的税制改革“营改增”，已经进入“啃硬骨头”的阶段——中国金融行业已经开始此项改革。在全球主要国家中，中国也是唯一一个在金融行业推行增值税的国家。
这似乎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，中国金融业在全球范围内不能算处于“领先行列”，一般而言多数涉及金融体制的改革，往往会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，但在税制改革上，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超前决心。很明显，希望通过改革减轻税负、达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，是快速推进“营改增”的关键原因。
然而，在现实操作中，多数银行却开始叫苦连天，与营业税相比，增值税的关键是避免重复征税，即如果在此前已经缴税，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做“进项抵扣”。增值税在制造业被广泛使用，其便利性在于多数企业有完整的上下游供销记录，只要提供此前已经缴纳过税收的增值税发票，那么在下一环节征税时，就可以被抵扣。
服务业“营改增”的难度就在于此，如何对上一环节的服务进行征税，从而实现在未来可以抵扣的目的？更加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对服务进行定价。
金融行业的问题尤为突出，简单来看，金融产品分为利率、汇率以及相关的衍生品，如果对贷款利息收入进行征税，那么就存在着对存款利息支出进行“抵扣”的问题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银行获得存款后，并非立即将其转换为贷款，在存款没有成为贷款的这段过程中，银行实际上只有支出，但没有收入，但在抵扣时，这一段“纯支出”时期是否可以被抵扣，在实际操作中是一个难题。而事实上，存贷款之间无法做到一一对应，存款需要缴纳存款准备金，这些实际问题如何又该如何解决？
汇率产品也是一样，比如说将美元兑换成为人民币，这其中是否存在“增值”？衍生品就更不用说，由于大量的衍生品涉及利率和汇率互换，光看收入一端进行征税并不合理，但如何抵扣收入和支出，或者说如果在某一清算期出现亏损，这些该如何处理？
接下来的问题是，增值税部分抵扣需要开增值税发票，为了避免税收，一些可以开出增值税发票的交易行为，可能会大量增加。这其中主要涉及商品等实物，因为实体行业已经长期习惯于开具增值税发票。如果有意增加交易行为、多开发票以达到“避税”目的，这其中是否存在监管套利？
将这些实际问题列举出来，我们就会发现，金融行业的“营改增”并不容易，这也是在多数国家无法推行的关键原因。从减负的角度出发，中国力推“营改增”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商业银行和税务部门可能要花费更多的人力来处理复杂的抵扣问题，而这些成本增加将不可避免地实体经济转移。
债券回购交易“营改增”前后发生的故事，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。在营业税制下，金融机构往来业务暂不征收营业税，在银行间市场中，大量的同业拆借交易通过债券回购（属于金融机构往来）完成，道理很简单，债券是作为抵押品的信用增信工具。而在增值税制下，通过债券抵押获取资金的交易，需要缴纳增值税，这就导致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被迫提高，并最终带来了债券市场的抛售浪潮。最终，财政部不得不重新认可此前的“免税”政策，事实上为增值税制打上了一个补丁。当然，债券回购交易增值税的最终豁免，事实上与“营改增”无关，其中涉及的关键问题，是如果对金融机构收取税收，那么其必将对其他行业产生压力。
所以归根到底，“营改增”的基本原则仍然要厘清：到底是为了减轻企业负担而实行“营改增”，还是为了理顺税收体系而实行“营改增”？如果是前者，那么降低税率是关键，如果是后者，那么就必须对所有金融产品进行严格的征税审定。否则，我们将看到满身补丁的增值税体系。